毕业即就业？包分配时代性别与岗位的错配

2026/01/24

　　钱鹏展：经济学博士，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Leverhulme青年研究员

　　如果一件事情每年都会如期发生，那就很难称得上是新闻了，比如“最难毕业季“。每逢此时，人们总会怀念毕业包分配的80年代。那个毕业包分配时代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

　　由于缺乏系统的记录，我们对影响了数代人的工作分配制度其实知之甚少。各个单位有多少名额？是否按成绩分配？能否调剂？我们只能从零散的口述史管中窥豹。但从城镇居民调查数据，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：1990年，城镇工人中有一半是女性，很多职业的性别比例也相当接近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“穿越“回去，进入某个岗位的概率，和性别关系不大。这样的分布，既可以说是性别平等，但也可能意味着工作分配忽视了性别差异。

　　到了2010年，绝大多数人已自行求职。此时，工厂工人中女性比例已降至40%以下，女性更多集中在教师、医生、经理等岗位；男性则更多成为工程师等。随着劳动市场的自由化，职业的“性别化”反而更明显了。这并不只是中国的现象，即使在瑞典这样性别高度平等的国家，许多职业也存在明显的性别聚集。在更自由的劳动市场中，男女的职业选择存在差异。

　　反过来看，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：在包分配时代，是否有很多人被安排到了并不适合自己性别的岗位上？这种“错配”对经济造成了多大影响？我最近发表在《Labour Economics》上的一篇论文尝试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　　显然，职业性别结构的变化，并不能单纯归因于取消分配。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本身就会改变职业性别比例（Ngai and Petrongolo, 2017）。因此我们需要用包含多种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综合衡量，比如芝加哥大学的谢长泰等人开创的“资源错配“模型（Hsieh et al., 2019）。

　　模型的核心逻辑并不复杂：如果 2010 年的劳动市场相对自由，那么此时的职业分布，大致反映了不同岗位所需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。经理少、普通员工多，是因为具备管理能力的人本来就不多；女性教师多、男性工程师多，则可能意味着男女在某些能力上的分布存在差异。当然，这又牵涉到男女差异的“先天与后天”之争。但结构模型的好处在于，无论你倾向哪种解释，都可以在同一套框架下进行检验。

　　研究者先利用 2010 年各职业的性别比例，反推出男女各自的能力分布，然后假设这种能力分布在 1990 年和 2010 年之间并没有变化。这样就可以计算出，如果 1990 年没有包分配，各职业的性别比例会是什么样。这个“假想的自由市场结果”和 1990年的真实分布之间的差距，就反映了人力资源错配。

　　反过来，也可以设想另一种情况：男女在先天能力上并无差别，那么理想状态下，各职业的性别比例应该是均衡的。在这种假设下，2010 年的职业分布依然受到了歧视、教育体系等因素造成的偏离，同样可以据此推算 1990 年的错配程度。

　　研究发现，无论采用哪种假设，性别与岗位错配对整体经济的影响，估计结果都相差不大。如果 2010 年仍然实行包分配制度，大约有 20% 的人会被分配到不同的职业，人均 GDP 将因此下降约 1%。

　　乍一看，这个结果似乎有些出乎意料：这么多人“上错班”，经济损失却不算太大。原因在于，大多数人并不是完全干不了新工作，而只是从一个相对合适的岗位，换到一个稍微不那么合适的岗位。可以想象，如果把两个学历、技能相近的男女对调工作，只要不是外科医生这类高度专业化的岗位，往往也能勉强接手。

　　此外，这篇论文关注的是性别比例这一相对容易衡量的维度，在个体层面，那些更隐秘的兴趣、特长与岗位之间的错配，其影响可能更大，只是难以测量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包分配的“后遗症”在2010年仍未完全消除。在2010年的劳动市场中，仍有大量劳动者是在包分配时期进入的劳动市场，他们的岗位和工资结构，继续影响着新一代年轻人的职业选择。我的研究进一步发现，在最理想的情形下，如果所有人都在2010那样自由的市场中选择教育和职业，人均 GDP 将比现实高出约 3%。近年来，我国的GDP年均增速约5%，这意味着，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，哪怕只从性别这一维度出发，修正分配制度遗留的劳动力错配，依然能释放可观的经济增长动力。